转移

年底，聂家兄弟的母亲病故，何克又把老三聂广涛、老四聂广沛接了过来，四兄弟在双石铺团聚了。

老三聂广涛那时年纪很小，能记得的事情不多，但他清晰地记得何克把他从“工合”保育院里背出来治病的事。当时他染上了眼病，眼睛又红又肿，浑身长满疥疮，还发着高烧。

因为老三体弱多病，何克把他带在身边，而把老四托给一位农妇代为照看。

在聂广涛眼中，何克是个难得的好父亲。他穿背带式工服和草鞋，讲一口地道的中国话，喂自己吃鸡蛋、羊奶，给自己洗澡、理发、添新衣服；兴致来时，还会抱起自己放到腿上颠上颠下，这是小广涛最喜欢的游戏“骑大马”。

在双石铺，聂家四兄弟跟着他们的养父何克，度过了一段平静温馨的日子。老大、老二喜欢在河里游泳，喜欢上树摘柿子；老三、老四喜欢给院子里种的西红柿插篱笆，喜欢每次洗澡时让何克把水泼在他们身上……

可惜，他们在双石铺呆不了多久了。

年夏秋，国民政府提出征兵10万，16岁以上的男孩子全要被送上战场，何克闻讯，赶紧把老大送往甘肃天水暂时躲避。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和学生们去缅甸战场，更不想让他们把枪口对准八路军，他偷偷地给被抓壮丁的孩子们提供路费，让他们能逃跑就逃跑。国民政府的人怒气冲冲来找何克兴师问罪，何克满不在乎地刮着胡子，对方吼多大声，他也吼多大声。

但政府逼得越来越紧，抓丁的人甚至明目张胆闯进了学校。

除此之外，来自日本侵略者的威胁也不得不考虑了。年，50万日军再次掀起了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从中国北方跨越黄河开始向中国腹地推进。西安、宝鸡，甚至小小的双石铺，都可能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腹背受敌，艾黎坚决主张学校转移。

有天下午，一个学生看见何克一人爬上了学校旁边的丰禾山，他跟了过去。登上山顶，他看见他们的校长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望着山下的村子泪流满面……

真的得走吗？

河岸边的水车好不容易才转动起来。为了它，何克带着学生们烧石灰、搬砖头、运石料忙活了很多天，才修起水坝，让水车转动起来。学校的高斯棉纺机有了水车提供动力，眼瞅着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学校的农场也已经丰收了。柿子树上结了许多柿子，菜园子经过精心管理和施用肥料后，萝卜、莴笋、白菜、辣椒都长得不错……

在家信中，何克难过地向父母倾诉：“这个学校对我们来说就像我们的一部分，要在日本佬打过来之前就这么放弃它，真的很难。”

如果非走不可，该把学校转移到哪里去呢？艾黎提出，搬到甘肃山丹。

年年中，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博士应邀前往甘肃玉门油田讲学，艾黎与他一同前往，两人曾在山丹落脚。一直在为培黎学校寻找新址的艾黎当时就心里一动：山丹位于兰州西北四五百公里，地处偏远，远离战火，镇上有许多空房子，可作校舍之用。

但这些还不足以打动何克。

艾黎又说：“红军长征的时候曾到过那里。”

一听这话，何克终于下了决心：“好吧！就让我们去那里迎接红军的第二次到来吧。”

“我们的小长征”

这是一次庞大而复杂的行动。艾黎带着二三十名学生先行赶往山丹，剩下的一大摊子事全交给何克。

　　要搬走的东西实在太多。光机器设备就有大约15吨，更何况何克连腌咸菜的大缸也不舍得放弃。到了山丹，一切得从头开始，能多带一样，将来建校的麻烦就少一样。

　　最大的问题是，学校既没有卡车，也没有足够的钱，只有两辆大车，拉车的骡子也不够。从双石铺到山丹，是多公里的漫漫征程，一群孩子大的大，小的小，那么多“坛坛罐罐”，实在愁坏了年轻的校长。

　　由于事隔多年，至今在世的亲历者当年都很小，所以当日的情形今天已很难完整地复原，只保留了一些零散的记忆。

　　老大聂广淳说，他没跟何克一起上路，而是跟着大车队的一支提前走的。这些大马车不知是何克从哪儿弄来的，学校最宝贵的机器设备都被拆卸、装箱，搬上了大马车。何克没法跟着走，因为还有岁数更小的孩子需要他照料，他安排了10个大孩子跟着马车先走，临行前反复嘱咐，路上加小心，别和赶车的人打架，和人家好好相处。

　　老三聂广涛是跟何克一起走的，他们坐着卡车出发时已是深冬。

　　离开双石铺，不多远便是甘肃境内的两当，山路绵延起伏，周围不再是小山丘，而慢慢变成了大山脉。聂广涛完全记不起当时的细节，但他在年重走这条路时，着实吃惊不小：“从两当到天水，几乎全是山路，峭壁上不时有岩石滚落下来，路边到处是提示牌，提示司机山高、坡陡、路弯、涧深。可当时何克带着我们走的就是这条路。”

　　自天水之后，何克没再坐卡车。根据他在家信中的记述，他在天水追上了大车队中的一支。他下了卡车，坐上大车走了一段。“五天之内，我们翻山越岭走了57公里，翻了两辆大车。这是气候最恶劣的季节，我们走在高山上，顶着20年未遇的寒风。”

　也许是路上受了风，走到兰州，老四病了，不知是得了百日咳还是肺炎，一咳起来连气都喘不上。何克不许聂广涛他们来探望老四，自己和老四住在一起，天天照料他。

　　尽管如此，何克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他饶有兴味地记录着这趟苦旅——

　　“在兰州，我们租到了六辆老式‘奔驰’柴油发动机卡车。这些卡车太旧了，启动器已经不管用了。所以，这些年迈的宝贝组成的每个车队都得由一辆年轻的道奇牌汽油发动机卡车来回照看着。每天早上，趾高气昂的道奇汽车拖着第一辆柴油卡车上下奔跑，直到它突突突地发动起来。然后第一辆又拖着第二辆让它发动起来，如此依次进行，最后一起出发。道奇车气喘吁吁地走在最后，以防这些老家伙中有抛锚掉队的。”

　　他们所走的路是西兰公路，也叫“稀烂公路”，车轮子常常陷进泥水里。据说，挡风玻璃被刮碎过，车胎也爆过，但在何克的家信里，这些都没提起。

　　直到年3月上旬，精疲力竭的校长和他的30多个孩子们终于到达山丹。多年以后，艾黎在自传中提及这次迁徙，骄傲地称之为“我们的小长征”。

只是,“小长征”的出发地明明在陕西双石铺，正在上映的电影为何将其改在湖北黄石，还取了个名字叫《黄石的孩子》？记者辗转联系到电影制片人魏兰德?舒茨科尔，他在给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解释说，改在“黄石”一是为了使剧情更加紧凑；二是为了使西方观众感觉电影的名字朗朗上口，更容易读。

破伤风

也就在从兰州翻山越岭去往山丹的旅途中，何克度过了他的30岁生日。一直以来，何克始终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在中国到底干什么？这个问题，他的家人也问过他。

他也曾想过离开。生病时，他会渴望回到舒适安逸的英格兰故乡，“周日的晚上，吃着冰巧克力、喝着小麦片，在收音机前读书，从妈妈的卧室看一轮圆月……渴望回到家乡。再也不来中国。”但病一好，他又把回英国的打算丢到了九霄云外。

他收养了4个中国孩子，没有他，这些孩子可能会死掉。他在战乱之中建起了一所学校，现在他正战胜重重困难把学校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接下来，他还要重建学校，好让60多个苦孩子能有个安全的栖身之所。为此，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也许，这就是他决定留在中国的理由。

在山丹，新的学校租占了一座大庙，庙宇、偏殿和僧舍作了学校的教室、实习车间和师生宿舍。何克带着大家推倒佛像，用手推车把垃圾一车车清出去。各种车间也建设起来，棉纺机、蒸汽机、发电机、车床、刨床、磨床被重新组装好。

教室房顶上，挂着寺庙的大钟，钟声引导着全校师生的作息。敲钟的棍子丢了，有人找了把大锤来代替，结果把钟给敲裂了。何克在家信中提到此事，不无幽默地说：“钟声还是那么洪亮，全城都能听得到。”

学校的重建很顺利，一切都在走上轨道。年7月3日，何克又写信给母亲，让她放宽心：“瘦了一点点，但更壮实了。”在信的结尾，他安慰母亲，并向她保证：“很多爱，不要担心,我会回去的。”

谁也不知道，就在此刻，他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

在焦急的等待之后，艾黎他们总算盼来了武威的徐大夫。徐大夫诊断了何克的病症，百分之百地断定：何克得了破伤风。

破伤风由细菌感染引起，发作前期，病人会觉得乏力、头晕、头痛、咀嚼无力、下颌紧张、抽搐，之后便是肌肉持续性收缩，最终可能导致骨折、内循环衰竭、肺部感染、酸中毒、窒息。在60多年前缺医少药的中国，这种病极其凶险。即便时至今日，每年全世界仍约有50万人死于破伤风，其中大部分是抵抗力低下的新生儿。

治疗破伤风需要注射血清和抗生素。但徐大夫那里却没有。

艾黎急了，四处打电话找药，并给四五百公里外的兰州“工合”办事处拍了电报，请他们立即派医生带药过来。为此，他动用了学校全部的应急资金，用来雇司机、找车。

艾黎本人，则和几个没去焉支山旅游的大孩子轮流看护病中的何克。

何克的病情越来越重。僵硬首先蔓延到脖子，接着到腿部。他吃不进东西，连喝水也很困难。“有时何克想翻个身，艾黎和我们两个小伙子就轻轻把他扶起来，翻个身。”已是古稀之年的范文海回忆说。

何克挣扎得浑身是汗，额头上全是大汗珠子，大家不停地用热毛巾给他擦汗。治疗破伤风的药还没到。据说，兰州方面答应火速派医生带着药赶过来。但是，找到了医生和药，还得等车；等到了车，还得等汽油。

他已逝去，从此不再战斗。7月22日中午，学生孙必栋走进了何克的小屋，轮到他值班看护了。

“他的眼睛睁不开，喘着粗气，呼吸好像很痛苦。嘴里模模糊糊地说：‘水，水。’”孙必栋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泪光闪闪。

他赶紧扒开何克的嘴，倒了点水。也许是动作猛了一点，何克一阵咳嗽。孙必栋心里一揪。

大约一小时后，又一次痉挛突然袭来，何克的全身关节都在响。孙必栋吓坏了，赶紧冲出门去喊艾黎校长。几个人冲进屋里，只见何克的头和下肢后弯，身体向前，正是破伤风的典型症状“角弓反张”，用手一摸，已经没气了。学生们急了，赶紧用何克教的方法给他做人工呼吸，何克却不再有任何反应。

艾黎走上前，用双手把何克的遗体侧过来，照着他的屁股打了一巴掌：“（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嘛！”话没说完，眼泪就掉了下来。屋里院里，哭声一片……

就在这个时候，去焉支山远足的孩子们回来了，却猝然得知噩耗，何克校长已经死去。

镇上的木匠连夜赶做了棺材。孩子们干了一个通宵，在城镇的南门外挖了一座墓穴。

第二天上午，出殡的队伍缓缓前行，8名大个儿的学生抬着何克的棺木走在最前面。正走着，只见远远地一辆汽车卷着尘土疾驰而来，车上坐着，正是西北“工合”办事处的主任和兰州来的医生，救命的药终于赶到了……

老三聂广涛和老四聂广沛一直不知道何克病了，等厨师老俞带他们去看何克时，只看到一座坟茔。老三急了，人死了才会埋在这里头呀。他拼命扒着坟头的黄土，想把何克给挖出来。两个小孩子怎么也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明明就在几天前，何克还在给老四洗澡，抱着他欢笑啊。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老三和老四每天都会带着茶水和锅盔（西北的一种面食）去何克的坟上，他们在那里吃早饭，唱何克教他们的歌曲，和何克说上好几个钟头的话，问着再也不会有人回答的问题……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何克让艾黎拿来纸笔，写下了“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的遗言。

他的一切，从物质财产的角度上讲，不过是打字机一台，照相机一部，手表一块。当然，他留给培黎学校的，远远不止这些。

何克去世不到一个月，日本投降。何克与中国人民一起度过了8年艰苦卓绝的时光，却没能亲眼看见胜利的一天。

同年9月，伦敦《新闻编年史》发表了一篇文章，征募6名愿意去中国为“工合”组织工作的人。“他们将代替原先在这个岗位上的乔治?何克。”文章写道，“这位才华横溢的牛津大学毕业生曾经在这里独自肩负了6个人的工作，最近因为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救治而去世。”

有将近名年轻人回应了这份呼吁。后来，先后有二三十位外籍教师来到培黎学校任教。

何克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诗句：

彩色绚丽的生命啊/光辉又温暖/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他已逝去/从此不再战斗/在战斗中/逝者的生命却更加光辉灿烂

其实，还有一句话可能更适合作为何克的墓志铭，那是他的朋友路易?艾黎在为他的书《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所作的序中写下的：

他的生活和工作，使原来寸草不生的地方变得芳草如茵。

（综合北京日报）

编辑：赵宝宏审核：蒙珊